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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

　　　　以经济工作组为例。最初，工作组谈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到了第三次对话时，工作组谈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再次部署“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了5方面20项重点任务。

　　　　“中方欢迎乌方任命新任驻华大使，愿为他履职提供便利。”4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的许多意涵。

　　

　　中新网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软课题项目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学者贾宝余、刘立和王公等共同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专著，6月20日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暨研讨会。